像三权分立原则一样，制约和均衡原则的目的也是防止权力过于集中，确保有关权力在得到较多人同意后才能行使。
然而，目前的宪法立法适用说与某些学者提出的宪法司法适用说都缺乏制约国家权力的观念，这为我国宪法全面实施带来根本上的障碍。因而，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本身既可能是针对国家的，也可能是针对个人的[第三者的]，也必然同时附带有国家权力积极作为的义务。
正是基于此，宪法司法适用说认为，出现上述现象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宪法并没有被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特别是涉及基本权利条款的案件，应当适用宪法相关条款，并引以为依据，使宪法条款的效力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从而就可以真正解决宪法虚置的问题。因此，法院不仅可以而且应当适用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该说将宪法上的规定的基本权利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宪法权利，另一类是为宪法所保障的民事权利。童之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清理，可参见童之伟：《宪法适用如何走出司法化的歧路》，上海：《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第10页。[12]甚至，由于立法行为本身具有滞后性，在有些人看来，法律本身成了改革和发展的一大障碍。
[18]谁把宪法等同于具体的价值秩序，谁就误解了它的特殊的法律性质，也就是说，作为法律规范，基本权利像道德规则一样是以义务性的行动规范——而不是有吸引力的诸善——作为其模式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宪法是一个根本大法，它不仅调整国家权力的关系，还调整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母法，一般需要通过相关法律具体化后实施。但是，汪亭友若要想找到任何我曾宣扬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观点的证据，恐怕想PS捏造一下都难以办到。
对这段话，我完全可以换几个字词回赠给他：‘汪文的‘反宪派的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试图给马克思主义扎上‘反宪政的辫子，塞进‘斯大林主义的私货，以便蒙蔽领导，瞒天过海，招摇撞骗。我们以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春天要来了。但不管复杂中国多么复杂，不管眼下还要不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都是最低的底线。争论始终存在，譬如某位学者写了长文《党国立宪制何以可能》，硬把我说成是当代康有为（实际上我一直不喜欢康有为，更喜欢谭嗣同、梁启超），把宪政社会主义解读为使党权永固的党国立宪制并加以批判，再如保守主义的领军学者刘军宁先生，没有根据地把宪政社会主义批评为宪政纳粹主义并加以批判，等等。
我们和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再激烈，基本上仍属于百家争鸣式的民间或学界论战，但反宪派所发动的这场主要针对社宪派的政治围剿战，却是要彻底毁灭社会主义宪政研究，根本不讲任何学术规范和基本逻辑，妄图肃清社会主义宪政的研究力量，搞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专制。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
[5]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党建》5月29日。但近日读到汪亭友此文的最后一段话，我才恍然大悟，汪亭友原来有可能是故意把炳字错写作把柄、笑柄的柄字，想抓我把柄、看我笑柄。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现象。也正因为对我的高度信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学术信念的高放先生为了支持扶助我才破例出任《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主任，不顾高龄参加我们的每届年会并做主题发言，对我们的宪政社会主义研究予以了鼎力支持，而众所周知，他曾经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曾拜访并邀请高放先生参加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希望高老能支持他，但高老在原则问题上不送人情，冷静客观地批评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高风险的改革最好选择在大局相对稳定、拥有资源较多、回旋余地较大、掌控能力较强的时期主动谋划、有序推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历史的风不久将无情地吹散这类杂音噪音，而那些登台表演的小丑们留给人们的不过是若干年后可能还会记起的一堆笑料罢了。对我有18年知遇之恩的中国人民大学高放先生在为我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撰写的一万余字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年青一代学者华炳啸和我一样，都属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诚心要坚持社会主义、超越自由主义、决不东倒西歪的严肃研究者。为保卫改革而论战汪亭友在其《马克思主义同宪政究竟是什么关系？——评华柄啸拙劣宪政秀》一文中，摆出一副自己似乎就代表中央的权威姿态，竟然声称批评反宪派就是对抗中央，就是发泄对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的不满，是要挑动煽动一些人同中央对立对抗的情绪。
论战对手为了和我区别开来，则把我称为宪政主义者，而他们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汪亭友们的三大谎言及其倒退本质2013年最热的一个词就是宪政，而最大的谎言则是反宪派为压制宪政热而编造出来的弥天大谎，即汪亭友们所散布的三大谎言：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宪政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
殊不知，这种‘拉郎配式的手法是极其拙劣的。我们把这三大谎言概括为：特指说（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异端说（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相容）、颠覆说（宪政指向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其中有三篇论战文章被我节选收入到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即《我的信仰我的罪——答辩辞之二》（主要围绕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民主专政逢党必反现象自由主义制度神话偏执性话语霸权与语言暴力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修订版，第498～510页），《自由无罪，爱国何辜？——兼论当代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指出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自负躁狂抑郁症的四大症状即第一，躁狂发作，不讲道理。他们虽然大量抄袭激进自由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宪政的片面说辞与斯大林主义的陈词滥调，但显然同我们遭遇过的第一场论战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为信仰权利而论战迄今为止，我被卷入过两场论战，都属于被动式地应战。2.保留进一步追究其侵权的相关法律责任。第一场论战发生在我和激进自由主义者之间，时间从2009年8月直到2010年间，地点在选举与治理网（我被邀请在那里开设了专栏），论战的主题是宪政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兼容，论战的结果是对手再也不敢或不愿吱声了。这可是我多年来专门研究宪政社会主义的正式出版的240余万字学术成果，白纸黑字谁都篡改不了，如果用阶级斗争的斯大林主义尺子一页页去挑刺的话，一定会收获大量的把柄，够我们持续论战三年五载的。
第三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坚决阻击跨国垄断集团的阶级剥削[3]。他以为，在当前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把这样的一种指控发表到环球网、求是理论网、光明网、中国政治学网、红歌会网、红色文化网、海网等等网站上，就可以制造舆论，就可以在体制内打击孤立我，就可以迫使我沉默，就可以置我于死地（我郑重要求这些刊发汪亭友谣言的网站也能连续刊发我回应汪亭友的系列文章，以澄清事实，恢复我学术观点本来的样貌）
面对中国各地的具体情况，在中央立法完成之后，各地还应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富有地方特色的地方立法，确保中央立法在地方得以实现。立法如果能够考虑并抓住下述因素的一切联系及其相互关系，就能达到完善地步。
两项地方立法之和共占全国地方立法总数的73.4％。例如：广东作为侨乡，其地方性法规、规章在保护侨民利益方面应该非常完善、具体，为此笔者专门对《广东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广东实施办法》）与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进行了比较。
由于李某与出租车公司在赔偿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于2007年4月27日起诉至苏州工业园区法院，要求依据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江苏省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判令被告出租车公司赔偿李某医疗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12项共计172138.79元。这些立法人员是一般的公务员，立法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高，加之作为一项工作的完成，有立法的文件草案即可，立法者的责任心也不强。所设置的制度违背了常理，无法操作，如不适当的超前立法，超出现实承受能力的立法，不符合一般法理的立法等。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赋予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
黄冈市人民政府作出了《黄冈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黄政发［2007］12号）、咸宁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1月颁布了《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咸政发［2007］3号）、钟祥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4月颁布了《钟祥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三）地方立法冲突广泛法制统一是社会主义法制观的核心。
执行性立法因为是执行上位法，因而要求其必须明确其所执行的法律，并且具有能体现地方特色、能促使上位法落实、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具有可操作性、立法简明等特征。据统计，1979—1994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定法律文件16.9件左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平均年制定地方性法规209件左右。
而按青岛市人大常委会《青岛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规定，其应属于2000亩以下的其他海域使用项目，应当向当地海域使用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海域使用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认为《种子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种子法》的规定相冲突，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作出了适用上位法——《种子法》的判决，从而引起了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
从理论上讲，地方立法机关立法不在于通过地方立法搞地方保护主义，也不在于地方立法机关完成地方立法任务，而应该按照法的价值的要求，通过立法保障人权、维护秩序、提高效率，确保公平公正。地方立法寻租指的是经济利益主体通过地方立法或立法代言人介入立法，制定带有利益倾向性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活动。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多民族国家。《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免交通行费的车辆范围只包括军队车辆、武警部队车辆、公安机关车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车辆。
地方或局部利益保护主义在地方立法领域表现在地方立法权力寻租。2003年，广州东悦居业主发现住宅维修资金账户是空的，于是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该物业开发商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缴纳欠缴的专项维修资金190万元。
例如：就行政首长出庭制度而言，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通知》（国发［2004］10号）。（一）地方立法缺乏必要性并非所有的事务都需要地方立法，地方立法是有其必要性的。
法制不统一导致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矛盾，这种相互矛盾不利于法律的适用，降低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度，影响法律的权威性，这样会使人们对法律内在的认同与信仰相互矛盾、莫衷一是，难以获得社会主体对法律的认同与服从，从而难以实现法律的应有的作用。地方立法受国家立法的指导、制约和保障，因而它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轨迹而孤立地进行，但它又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自主进行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可以以自己的立法成果为国家和地方的法治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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